第四章 达尔文进化学说及演变

      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深广，但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理论。

      科学史上没有哪一个理论学说像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那样经历了那么长久而激烈的争论，受到如此悬殊的褒贬。它起初被宣布为“亵渎上帝的邪说”，后来又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被法西斯种族主义者歪曲；它曾多次被宣判“死亡”或“崩溃”，也被说成是“过时的理论”或“非科学的信仰”；许多人许多次地宣称它已被某某新理论“驳倒”或“打倒”。

       要正确地评价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必须用历史的眼光不存偏见地对待它。从科学史、人 类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达尔文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世界观，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在达尔文以前，从普通的老百姓到著名的学者都相信创世说描绘的世界：上帝有目的地设计和创造的世界，谐调、有序、合理安排、完善、美妙、永恒不变的世界。而达尔文为我们描绘了另一个世界：没有造物主，没有上帝，没有预先的目的和设计，变化无穷的、充满竞争的、不断产生和消亡的、有过去的漫长和曲折的演变历史、有不能预测的、未来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在达尔文之前，进化学说多强调单一的进化因素，例如布丰强调环境直接诱发生物的遗传改变，拉马克强调生物内在的自我改进的力量，瓦格纳则强调环境隔离因素。 而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一书中兼容并包，他采纳了布丰的环境对生物直接影响的说法（但他认为环境条件与生物内因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也接受了拉马克的“获得性状遗传法则” ，在解释适应的起源时强调自然选择作用。达尔文进化学说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学说，当然，自然选择是其进化学说核心。

       达尔文在构思自然选择理论时受到两方面的启发：一是农、牧业品种选育的实践经验， 二是马尔萨斯的著作。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如下：

 （1）变异和遗传——所有生物都会发生变异，其中一部分变异可能遗传给后代。 

       达尔文在观察家养和野生动、植物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确凿的生物变异事实。他从性状分析中看到可遗传的变异和不遗传的变异，他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变异不遗传，但他认为变异的遗传是通例，不遗传是例外。达尔文把变异区分为一定变异和不定变异。所谓一定变异， “是指生长在某些条件下的个体的一切后代或差不多一切后代，能在若干世代以后都按同样方式发生变异”；而所谓不定变异，就是在相同条件下个体发生不同方式的变异。达尔文所列举的一定变异的例子多半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表型饰变。

       关于变异原因，达尔文提到以下几方面：环境的直接影响，器官的使用与不使用产生的效果，相关变异等。关于变异与环境的关系，达尔文更强调生物内在因素。关于变异的规律，达尔文作出两点结论：一是在自然态下显著的偶然变异是少见的，即使出现也会因杂交而消失；二是在自然界中从个体差异到轻微的变种，再到显著变种，再到亚种和种，其间是连续的过渡。因而否认自然界的不连续，否认种的真实性（认为种是人为的分类单位）。

       历来对达尔文的变异学说批评甚多，某些错误是由于达尔文受到那个时代的生物学水平的限制，例如关于变异的遗传和不遗传问题、一定变异与不定变异问题、物种问题等。 

（2）自然选择——任何生物产生的生殖细胞或后代的数目要远远多于可能存活的个体数目（繁殖过剩），而在所产生的后代中，平均说来，那些具有适应环境条件的有利变异的个体有较大的生存机会，并繁殖后代，从而使有利变异可以世代积累，不利变异被淘汰。 

       在说明自然选择这个概念之前，达尔文引进了“生存斗争”的概念。什么是生存斗争呢？ 达尔文说：“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所以生存斗争是必然的结果。各种生物，在它的自然生活期中产生多数的卵或种子的，往往在生活的某时期内或者在某季节或某年内遭遇灭亡。否则，依照几何比率增加的原理，它的个体数目将迅速地过度增大，以致无地可容。 因此，由于产生的个体超过其可能生存的数目，所以不免到处有生存斗争，或者一个体和同种其他个体斗争，或者和异种的个体斗争，或者和生活的物理条件斗争”。

       简单地说就是生物都有高速地（按几何比率）增加个体数目的倾向，这样就会因有限的生活条件（空间、食物等等）发生矛盾，因而就发生大比率的死亡，这就是生存斗争，即从某种意义来说，好像是同种的个体之间或不同物种之间为获取生存机会而斗争。既然在自然状况下，生物由于生存斗争都有大比率的死亡，那么这种死亡是无区别地偶然死亡呢，还是有区别的有条件的淘汰呢？达尔文认为，由于在自然状况下，存在着大量的变异，同种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它们的生存和繁殖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具有有利于生存繁殖的变异的个体就会有相对较大的生存繁殖机会。又由于变异遗传规律，这些微小的有利的变异就会遗传给后代而保存下来。这个过程与人工选择有利变异的过程非常相似，所以达尔文把这叫做“自然选择”。

       达尔文还从自然选择引申出性选择概念，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到解释同种雌、雄两性个 体间性状差异的起源。 性成熟的个体往往有一些与性别相关的性状，如雄鸟美丽的羽毛，雄兽巨大的搏斗器官 （角等），雄虫的发声器，雌蛾的能分泌性诱物质的腺体等等。这些都称为副性征（或第二性征）。这些副性征是如何造成的呢？达尔文看到正如人工选择斗鸡的情形一样，在自然界里经常发生的生殖竞争（通常是雄性之间为争夺雌性而发生斗争）是造成副性征的主要原因。 在具有生存机会的个体之间还会有生殖机会的不同，那些具有有利于争取生殖机会的变异就会积累保存下来，这就是性选择。但不是所有的副性征都可以用雄性之间的搏斗或雌性的“审美观”来解释的。雄蝉的鸣声诚然动听，但据说蝉是聋子。而对于人类本身的副性征的解释则更须谨慎了。某些雄兽（如鹿）的角虽然也用于性竞争，但也用于防卫。而大多数副性征都是和生殖腺和内分泌有关，因此这些副性征可能都是相关变异的结果。

 （3）性状分歧、种形成、绝灭和系统树——达尔文从家养动植物中看到，由于按不同需要进行选择，从一个原始共同的祖先类型造成许许多多性状极端歧异的品种。例如，从岩鸽这个野生祖先驯化培育出上百种的家鸽品种。身体轻巧的乘用赛马，与身体粗壮的马体型如此歧异，但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类似原理应用到自然界，在同一个种内，个体之间在结构习性上愈是歧异，则在适应不同环境方面愈是有利，因而将会繁育更多的个体，分布到更广的范围。这样随着差异的积累，歧异愈来愈大，于是由原来的一个种就会逐渐演变为若干个变种、亚种，乃至不同的新种。这就是性状分歧原理。 达尔文还强调了地理隔离对性状分歧和新种形成的促进作用，例如被大洋隔离的岛屿， 如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龟和雀。 由于生活条件（空间、食物等）是有限的。因此每一地域所能供养的生物数量和种的数目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然选择与生存斗争的结果使优越类型个体数目增加，则较不优越的类型的个体数目减少。减少到一定程度就会绝灭，因为个体数目少的物种在环境剧烈变化时就有完全覆灭的危险，而且个体数目愈少，则变异愈少，改进机会愈小，分布范围也愈来愈 小。因此，“稀少是绝灭的前奏”。 

       达尔文认为，在生存斗争中密切接近的类型，如同种的不同变种、同属的不同种等， 由于具有近似的构造、体质、习性和对生活条件的需要，往往彼此斗争更激烈，因此，在新变种或新种形成的同时，就会排挤乃至消灭旧的类型。在自然界和家养动、植物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 由于性状分歧和中间类型的绝灭，新种不断产生，旧种灭亡，种间差异逐渐扩大，因而相近的种归于一属，相近的属归于一科，相近的科归于一目，相近的目归于一纲。

      如果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看，这一过程正好像一株树。达尔文是这样描述这株树的： “同一纲内一切生物的亲缘关系，常常可用一株大树来表示。……绿色的和出芽的枝， 可以代表生存的物种；过去年代所生的枝桠，可以代表那长期的、先后继承的绝灭物种。在每个生长期内，一切在生长中的枝条，都要向各方发出新枝，覆盖了四周的枝条，使它们枯萎，正如许多物种和物种类群，在任何时期内，在生存的大搏斗中要征服其他物种的情形一 样。树干分出大枝，大枝分出小枝，小枝再分出更小的枝，凡此大小树枝，在这树的幼年期， 都曾一度是生芽的小枝；这些旧芽和新芽的分支关系，很可以表明一切绝灭和生存的物种， 可以依大小类别互相隶属而成的分类系统一样。……从这树有生以来，许多枝干已经枯萎脱落了；这种脱落的大小枝干，可以代表现今已无后代遗留，而仅有化石可考的诸目、科、属 等等。我们有时在树的基部分叉处可以看到一条孤立的弱枝，因为特殊机会，得以生存至今； 正如我们有时可以看到的像鸭嘴兽和肺鱼那样的动物，通过它们的亲缘关系把两条生命大枝联系起来，它们显然是由于居住在有庇护的场所，才能在生死的斗争中得以幸免。芽枝在生长后再发新芽，强壮的新芽向四周发出新枝，笼罩在许多弱枝之上。这是达尔文以他的自然选择原理对生物进化的 过程生动形象的描绘。系统树这个概念沿用至今。 

       原汁原味的达尔文学说内容十分庞杂，其中还兼容了其他人的学说和元素。当今我们所引证的“达尔文主义”，是指经过第二次大修正后的“现代综合进化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要义：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唯一动力，完全排除“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当年达尔文在论述进化原因时，有许多“”获得性”元素混杂在里面，而这些往往被达尔文后来的追随者所忽视。达尔文在反对拉马克观点的同时，却也在自己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里说了许多“用进废退”的“昏话”。比如说多使用某些器官，后代的相应器官就会发达；有些品种的狗耷拉耳朵，是因为生活太安逸——没有足够多的机会保持警觉，等等。

       在达尔文晚年的时候，他提出了“泛生论”。根据这个理论，性细胞不断接受关于体内所发生情况的信息——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会制造出微小的机体碎片，并使之通过血液进入 *** 或卵子，故而遗传信息总是最新的。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并没有水火不容。原始的达尔文学说，实际上兼容了拉马克的理念，与获得性遗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达尔文对获得性遗传的态度是暧昧的，或不置可否。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起主要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版中写道：“我的那些结论后来被人做了很大的歪曲，好像是我将物种饰变完全归因于自然选择。我恐怕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在这本书的之一版和以后的几版中，我曾在最明显的地方，即绪论的结尾处，写下这样的话：“我确信自然选择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修饰方式”。但这也于事无补，误解的力量太顽固太强大了。

       回溯历史上达尔文的原意，首先，他曾设想过环境可以直接影响某些生物的结构；其次，他假设环境的间接作用可以激发生物的可变性；第三，他论述了“用”与“废”的效应，例如他曾说鼹鼠及其他掘洞生物眼睛的缩小“可能是长期不用导致的缩小，或许自然选择又予以强化”。达尔文直到晚年仍然承认用进废退在一定程度上的可遗传性，坚持用多元论的观点看问题，他相信自然选择是举足轻重的驱动力，但其他因素(可能包括获得性遗传)也一直在形影不离。

       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种科学理论像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样传得变了形。实际上，很多时候，达尔文是被有意无意“劫持”了，在达尔文的旗号下，流传的未必是纯正的达尔文观点。很多宣称信奉达尔文的人，终其一生都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持有“拉马克式的误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不要说一般人的思想，就是中学生物课本里，在谈论达尔文思想的时候，也存在着这种“拉马克式的误解”。比如过去课本中用马来做的例子：画了一排由小到大的六匹马，分别是始祖马、渐新马、中新马、鲜新马、上新马和现代马。下面配的文字说明大意是：在严酷的竞争压力下，马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迅捷、形体也越来越大。随着渐新马的出现，始祖马就被淘汰了……随着现代马的出现，上新马就被淘汰了等等。

上面的这些话大家也许不会感到陌生。只是，这是达尔文还是拉马克呀？！

       达尔文当年一定也觉得有获得性遗传这样的自然现象，但如果他过分强调获得性遗传，那岂不是又回到了拉马克，要区别于拉马克，他需要强调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且，在那个时代，自然选择的说法似乎也能说通。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达尔文的内心也在纠结。完全排除获得性遗传，那是达尔文的后人们干的事。

       本世纪初，魏斯曼及其他学者对达尔文学说作了一次“过滤”，消除了达尔文进化论中除了“自然选择”以外的庞杂内容，如拉马克的“获得性状遗传”说、布丰的“环境直接作用”说等等，而把“自然选择”强调为进化的主因素，把“自然选择”原理强调为达尔文学说的核心。把遗传和自然选择结合起来，修正过的达尔文学说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这被称为之一次大修正。

       魏斯曼用老鼠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接连将几代老鼠的尾巴都间断，想确定他们会不会生下没有尾巴的后代。实验结果是这样的，每代老鼠还是拖着长长的尾巴，和之一代老鼠并没有区别。魏斯曼据此推断，生命过程中获得的性状是不可遗传的。（其实，魏斯曼不必那么大费周折，只要想想处女膜的存在就好了？）

       据此，魏斯曼还发展出自己的胚胎质原始理论，在生殖细胞和体细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生殖细胞，也就是胚胎原生质包含的东西，是不会因为体细胞的变异而发生改变。

       在魏斯曼那个年代，人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有说服了的遗传理论。可以说，那个时候生物学还处于启蒙期，生物学知识非常贫乏，寻找生物进化的机制多少有点盲人摸象的意思。

        第二次达修正是由于遗传学的发展引起的对“自然选择”学说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概念 （如适应概念、物种概念）所作的修正。

        20 世纪初由于孟德尔被埋没的研究成果的重新发现以及底弗里斯、摩尔根及其他遗传学家对遗传突变的研究，使得“粒子遗传”理论替代了“融合遗传”的传统概念。20 世纪 30 年代群体遗体学家又把“粒子遗传”理论与生物统计学结合，重新解释了“自然选择”，并且对有关的概念作了相应的修正，例如对适应概念的修正。群体遗传学家用繁殖的相对优势来定义适应，适应程度则表现为个体或基因型对后代或后代基因库的相对贡献，用这样的新概念替代了达尔文原先的“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老概念。 适应与选择不再是“生存”与“死亡”这样的“全或无”的概念，而是“繁殖或基因传递的相对差异”的统计学概念。此外，对达尔文的物种概念、遗传变异概念也作了修正。这个时期对进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有遗传学家、生物系统学家、古生物学家等，他们综合了生物学各学科的成就和多种进化因素，建立了现代的进化理论，赫胥黎称之为“现代综合论”。

       现代综合进化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自然选择决定进化的方向，遗传和变异这一对矛盾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进化机制的研究属于群体遗传学范畴，进化的实质在于种群内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改变及由此引起的生物类型的逐渐演变；突变、选择、隔离是物种形成和生物进化的机制。

       关于生物进化原因，综合进化论是这样解释的。某些个体恰好有个突变，即通过基因的改变获得某种优势，这种基因型使其表型更适合生存，具有自然选择的优势，这个生物的后代有了这个优势基因，比起同物种的其他个体更具有生存优势和繁殖优势，因此这种基因库中这种突变基因的存在几率就会增加。所谓的基因库，就是指物种内所有的基因。最终，这个个体的后代，或携带这个基因的个体的后代，在种群中就会有很高的存在机会，因为他们更适合生存。

       新的物种是如何形成的。如果物种的一部分生活在一个地方，其他部分生活在另一个地方，在地理上他们无法彼此交配，结果就导致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选择压力下，他们可能会分枝进化，因为它们无法再进行基因的交换，于是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个通常被认为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现代进化论坚持达尔文的渐变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的创造性作用，强调进化是群体在长时期的遗传上的变化，认为通过突变（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或遗传重组、选择、漂变、迁移和隔离等因素的作用，整个群体的基因组成就会发生变化，造成生殖隔离，演变为不同物种。   

       突变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生物遗传变异的主要来源。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随机的基因突变一旦发生，就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自然选择的实质是“一个群体中的不同基因型携带者对后代的基因库做出不同的贡献”。但是，自然选择下群体基因库中基因频率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新种的形成。还必须通过隔离，首先是空间隔离（地理隔离或生态隔离），使已出现的差异逐渐扩大，达到阻断基因交流的程度，即生殖隔离的程度，最终导致新种的形成。

       达尔文主义的支柱有两个，一是遗传变异；另一是自然选择。其中变异是随机性偶然发生的，自然选择起到筛选作用。达尔文进化论所描述的进化是渐近的线性过程，是通过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这两个车轮的缓慢滚动逐渐实现的。

       在现代综合进化论看来，自然选择是连接物种基因库和环境的纽带。基因的突变是偶然因素，与环境没有必然的联系；而选择是反偶然的因素，它自动地调节突变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把偶然性纳入必然的轨道，由此产生了适应和上升的进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选择不仅起过筛的作用，而且在物种形成中有创造性的意义，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巧妙结合”。然而，究竟是“巧妙结合”，还是“牵强附会”，这个谁也没有说清楚过。

       尽管有关进化的内容丰富起来，但进化学说的核心没有变，即突变为进化提供材料，自然选择决定进化的方向。按照综合论的观点，物种不是自身主动地进化，而是在自然选择作用下被动地进化。通俗说：行的留下，不行的淘汰掉，这样不断筛选，生物就进化了。

       随着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结合，人们相信遗传变异是随机发生的，拉马克的学说没有遗传学上的支持，只是一种想当然的学说，“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的说法遂成为了笑柄。

       在过去，人们对生物微观结构的复杂程度的了解还不够充分，达尔文主义者的解释似乎也符合通常的逻辑，至少表面看能说得过去。虽然有人对此学说有疑问，但也没有能够找到其它更好的解释。另一方面，生物演化更深层次的东西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只是大家觉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更好用一些。

        达尔文学说对生物进化方式的解释对不对，尽管这种学说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息过。

        达尔文主义者说法的背后暗含着这样的“自洽性”逻辑：因为变异，所以选择；因为选择，所以有优胜者；有了优胜者，证明了进化。在这个“逻辑”中，基因为什么要突变，达尔文主义者却缺少一个明确解释。

       自然选择具有创造性，这是达尔文主义者持有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的理据来自何处，就不得而知了。在对生物复杂结构形成的解释上，为什么进化产生于随机变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巧合”，是很多人解不开的心结。

       其实，不论是原始的达尔文学说，还是后来的所谓综合进化论，它们都没有严谨的生物学理论的支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生物进化的机理原因远比传统进化理论的描述要复杂，在貌似随机变化的表象下，是否隐含着更深层次的秩序。生命的奥妙与深邃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类离掌握真理依然遥远。

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推翻了吗？

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被推翻。但进化论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是一个假说，生物起源理论还需要不断完善，科学绝对不会局限于此。

举出“眼睛”这个例子，能驳倒进化论吗，答案是不能。眼睛，依靠一点一点积累的变异，就可以从最简单的感光功能，逐步演化为复杂精巧的器官，这一过程不需要设计者的参与。

如果真有一个钟表匠，他也是一个盲眼钟表匠，他并不设计眼睛的结构和功能，只是做出一点改变，等待自然选择为动力，甄选出适宜的眼睛。

不仅仅是眼睛，蝙蝠的回声定位、各种生物奇妙的生存技能——— 它们和眼睛一样，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演化而来的。

扩展资料

理论支持：

地球膨裂说认为，因为地球寒武纪温度的不断升高，非常适合生物繁衍，进化速度迅速增加，所以发生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因此有人认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不但不是反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据，反而是进化论的有力证据。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经典巨著《物种起源》，对生命起源和演化这一极其漫长而又纷繁复杂的过程提出了“进化论”的科学解释。

美判“智能设计论”违宪禁上课堂。

自身期望：

科学本身并不否定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有人认为澄江生物群的发现说明了生物的进化并非总是渐进的，而是渐进与跃进并存的过程。但跃进理论缺乏依据，无法解释其原因和具体过程。

众多的神创论引用的寒武纪大爆发，其实确实只是一个数百万年的过程，并不漫长，而虽然最近的化石证据表明，在之寒武纪前，存在着大量多细胞生物。

不能这说明它们与之后的复杂生物有亲缘关系，所以进化论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是一个假说，生物起源理论还需要不断完善，科学绝对不会局限于此。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进化论

参考资料：凤凰网-举出“眼睛”这个例子，能驳倒进化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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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更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之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 *** 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之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之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之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更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更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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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经过常年的实践和积累创立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破解了生命起源之迷。